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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建设提速 倒逼中山落实组团发展

2017-5-4  阅读次数:152

2017-05-04 09:39:36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4月26日-27日,中山市商务局牵头联合三角、民众、黄圃等镇区,共同举办了中山东北组团-深圳专场对接会系列活动,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深圳V R行业商会共组织深圳市40多家优质企业代表参加。这是在中山市委、市政府于4月25日上午下发《关于实施组团式发展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之后,首次举办的市级组团招商活动。当天出席对接会的中山市副市长雷岳龙也增添了一个新的身份———东北组团管委会主任。从“一镇一品”到落实组团发展,中山经历了数年探索。这意味着中山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一中心、四组团”发展战略全面启动。既是顺应城市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的转型做出的战略布局,也符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级战略蓝图。

以组团的形式

承接、利用创新资源

“组团式发展战略是破解中山市‘四个难以为继’问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全市一项重大的综合改革探索”,在4月25日中山召开的推进组团式发展动员会上,副市长杨文龙开门见山,直接点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市管镇”两级扁平化管理模式,极大地激发了镇区发展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孕育出数量众多、实力雄厚的专业镇,让中山形成“一镇一品”的格局。但是随着发展的深入,中山这种市辖镇的结构对深入发展的制约日渐体现出来:传统专业镇面临的土地利用碎片化、产业发展程度低、镇区间内部恶性竞争、吸引人才能力的弱化等困惑。

中山在“十一五”期间便提出过“组团”发展办法,而后在“十二五”期间,又提出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推进的经济协作区模式,尝试以经济协作区的模式作为破题之道。“但这些思路大多无疾而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传统专业镇的发展瓶颈”,中山市经济研究院院长梁士伦认为。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山重新提出“组团式发展”并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这标志着中山新一届领导班子真正认识到了传统专业镇面临的发展瓶颈,彻底触及了传统专业镇发展问题的本质与根源”,梁士伦说。

不可忽视的背景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速,大湾区经济要求各项市场要素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打破城市间市场壁垒、实现湾区各类产业要素重新配置等要求。这也倒逼中山转变传统专业镇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镇区承担不了的创新资源外溢,以组团的形式承接、利用。

各组团管委会

统筹各镇区之间协调发展

根据组团式发展战略,中山25镇区将分成中心、东部、东北、西北、南部五大组团。而作为战略高度的组团式发展,必将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组团内部各个镇区需要站在组团层面思考发展问题,这毫无疑问将对作为个体的单一镇区发展带来一定的约束,也会对现行行政体制和政绩考核体系带来影响”,梁士伦认为,这也是“十一五”时期中山提出的组团系列发展有名无实、突破不足的关键。

与以往中山仅对组团进行定位与划分不同,此次《意见》明确设立市组团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市主要领导任组长,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日常工作由市委改革办负责;各组团成立管委会,作为议事协调机构,由市领导任主任。

其中西北组团管委会主任为副市长袁永康,东北部组团管委会主任为副市长雷岳龙,东部组团管委会主任为市委常委、火炬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翠亨新区党工委书记侯奕斌,中心组团管委会主任为副市长高瑞生,南部组团管委会主任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维廷。由市领导担任管委会主任,统筹协调组团之间的发展,无疑比各镇区之间自发进行协调更有保障。

通过建立管委会来打破镇区之间的壁垒,提高协作效率。在粤港澳城市群中,只有突破城市间的壁垒,加强城市对接形成产业带,才能打造出具有国际水准的湾区经济。在中山的组团战略中,也贯穿了这一思路:组团的运行机制灵活变通,《意见》对组团下设机构、运行机制、组团与镇区的权责划分没有作统一规定,规定“组团下设机构、运行机制等由各组团领导小组会同市编委办研究确定,按照相关程序办理”。

组团模式不统一

鼓励自主探索调整

虽然此次《意见》没有对组团模式作统一规定,但是为引导组团与镇区明晰相互关系、工作方式,《意见》概括提出了组团主导、组团镇(区)共建、组团引导三种模式,给各组团提供可选择的方向。

杨文龙介绍,三种模式只是预想设计、静态划分,考虑到市镇职权划分的复杂性、可变性,《意见》坚持顶层设计和尊重基层首创相结合,鼓励各组团根据职权范围和发展需求,按照合法性、权威性、高效性的要求,自主探索或根据实际调整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此外,《意见》提出五大统筹任务,即统筹组团发展规划、统筹重大产业平台发展、统筹重大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筹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提升城市建设品质。杨文龙强调,加强这五个方面的统筹,是从全市角度解决“统筹不够”的普遍问题,但各个组团在实际发展中应有侧重。同时,要明确对于这五个方面的统筹事项,并非一律要经过组团同意或审批才能实施,而应根据各组团和镇区商定的具体权责划分来办。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的总体目标中未提出量化经济指标。杨文龙表示,这主要是为了力求目标指向明确,组团式发展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衡量评价的重点是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此外,也是为了力求目标严谨,目前市及镇区“十三五”规划已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指标,具有法定性;如果设置的量化指标是对既定指标简单相加,意义不大;如果另起炉灶设置一套量化指标,难以确保其严谨。

统筹:南都记者 胡怀军

采写:南都记者 吕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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